而法律职业本身也需要通过高标准的英雄伦理来获取民意的支持，从而维护其自治的地位，保证其共同体及其成员的社会地位和声誉。
法律经济学的实证研究为中国学者培养国际性的学术视野，真正参与法律经济学的国际对话和合作提供了一条可能的道路。[47]但若对于这一现象不保持足够的警惕，我们在对美国学术成果的借鉴过程中，很可能会误解这一问题在整个法律经济学研究中的地位和重要性，妨碍我们将目光投向其他问题领域。
第一条路径是运用计量经济分析工具对法律制度运行和执行效果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的研究（empirical law and economics）。美国优秀的法律经济学计量作品都会在文末指明数据与分析中存在的限制、问题和差距，并明确这些问题对分析结果的影响，但也不羞于说明这种不完美的研究可能作出的贡献。面对这些问题，国内学者们在基础数据和信息的采集上基本采取了自救的方式，自行向有关的政府部门和其他研究对象获取一手信息资料。一手数据固然最为可靠，但其高昂的采集成本和对采集者专业化人力资本的要求使得研究者不可避免地使用甚至是广泛依赖于二手数据。因为，几乎就不存在非实证的法律经济学。
这一领域的经济研究工具在不断增加，某些工具在其中一条路径上发展得更为迅速，如运用心理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工具，验证、挑战法和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假设和制度，多采依赖实验数据进行计量分析。[74]这场争论至今没有定论，但它有力地警示了在研究中对事实进行调查和验证的重要性，科斯在文中也指出了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结合的必要性，这一历史片段同样有助于在十年后的今天思考中国法律经济学研究的现状和未来。唐宋以前的言官与察官分立，谏官司言，监督君主，御史司察，监督官僚。
[15] 张荣林：《中国宪法上的监察权之研究》（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研究论文第一二九种）1968年台北，第188页。程序是在向全社会公开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样，监督者与被监督者都在阳光下受到监督。而这种权力的分立与制衡在中国传统的监督制度中是看不到的。从法治的立场看，传统监督制度的难以治本在机制设置上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传统监督制度的意图，二是传统监督制度设计的重点，三是传统监督制度的过程是秘密化的，没有正当程序。
四、以法治的方式改造传统监督模式 今天，全国上下都在呼唤制订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督法》，人们天真地以为用法律来确立监督制度之后就会使监督制度发生奇迹般的效果，或者以为能够彻底解决腐败问题。而在法治的框架内，需要以制度化取代个人化，以规范和程序来实现监督功能。
但是另一方面，君主对层层堆砌的监督机构本身也充满了不信任——在这种矛盾的情形下，传统的方法就只有加强垂直领导、将各种监督权收在最高权力者手中、乃至采取特务手段。传统的监督模式根本上说不是法治的制度。当我们强调加强监督的时候，总是在监督主体与人员构成上大做文章。[21] 此外，在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中，负责纠弹的监官在行使职权时难免遇到各种阻力，此时监督的实现就往往还要依靠监官自身的威望、胆略乃至权谋等个人因素。
只不过这种制度不是今天我们所谓的法治意义上的制度（制度还存在于人治社会，所以还存在人治意义上的制度）。权力体系的实际情况是县官不如现管，越是层层设置权力机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痼疾就越明显。参见杨中旭、孙展：《 难产十八年》，《新闻周刊》2004年第35期。[11] Impeachment,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15th ed., 2002, vol XII, p247. [12] 参见 黄越钦：《各国监察制度之比较研究》，台北翰芦图书公司1998年版。
1986年12月，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第18次会议决定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弹劾权由议会（以及其他相关机构）行使，在程序和规范的框架内运作，而议员个人也是整个制度的一部分。
这在法律制度中就表现为权力制约原则和正当程序原则，这也是法治的重要原则。其次，权力分配与权力制约也应当体现在监督制度内部。
真正的法治国家并不只停留在反对腐败的监督上，而是需要建立防止腐败的正规制度。所谓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支叶。而对君主和官僚的监督则属于对国家权力的约束，即狭义的、对权力的监督——从社会控制的角度看，两者的性质是不同的。监督者的这种个人品质完全是出于非制度化的因素，而制度有时还需要监督者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唐代之亡，亦即亡于此种制度[19]。 提要：中国传统监督制度历来发达并有顽强的生命力，其内在结构是一种权力关系叠床架屋式的堆砌，这种传统模式的固有特征在于：容易治标，却难以治本。
通过法律规则来划定权力的范围、厘定权力与权力的关系。如果有2/3以上的参议员就任何一项指控回答有罪，总统即被弹劾。
凡弹劾严嵩的，不是被杀就是杖责流放，但监官们前赴后继、交劾不停。第二，纵向的上位者对下位者的单向的监督是可靠和有效果的（而不是在权力关系中的横向设置的对立面双方的交涉与制约关系）。
但是传统监督制度并不以权力分配原则为前提的，所以监督这种控制才有那么多的弊端。[1] Blacks Law Dictionary Fifth Edition.West Publishing Co.1979，p1290. [2] 《人民日报》2005年2月17日新华社报道。
二、与西方的比较：以弹劾制度为例 中国古代监督制度固然有其独特性，但对权力进行约束的功能却是任何社会都需要的。明代嘉靖前期，监官在纠核百官、臧否人物时多任已意，对奉承齐备、礼貌足恭者极力保举，对那些耿直者则搜求细事、罗织人过，致使贤愚难辨，败坏风气。都察院选用了56名以忠直著称的御史，分驻在各省的15个道，皇上可以听到秘报，即秘密的监督信息。前者通过分权制约来实现，后者则通过对公民权利的保障来实现。
参见《新唐书·王韩苏薛王柳冯蒋列传第三十七》。虽然历代都不乏繁冗复杂的监督制度，但这些人治下的制度由于缺乏规范性的约束，使其缺乏确定性。
[33] 从权力分配的角度对人大个案监督进行的分析，可参见 彭明：《权力配置：个案监督的反思》，《江西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应当看到，对监督制度进行改造，是由人治向法治转型过程的一部分。
1376年强有力的议会树立了第一批公认的弹劾案例，其中最重要的当推针对与爱德华三世有密切联系的拉蒂默男爵第四威廉(William, 4th Baron Latimer)提起的弹劾案。另一方面，御史常因行使职权而遭打击报复，此时也需要依靠君主保护，所谓御史绳奸佞……苟非人主保卫之，则亦为奸佞所噬矣[27]。
康熙就曾评价道：有人请令言官风闻言事……借端生事，倾陷扰乱，深足害政。另外，由于这一狭义概念与监察类似，因此本文对监督和监察不作严格的区别。皇帝的钦差大臣就是最受皇帝信任的，也是最忠诚的人，所以他的监督权是最大的，监督效果是最有权威和实效的。中国传统监督制度的实际效果则与之有相当的不同：首先，监官作为常设的监督者，监督行为发动得相当频繁，针对某官员的弹劾也很常见。
宏大的社会转型过程中难免以破坏规则、程序作为变革的代价。传统监督制度实为人治底下的制度模式。
通过西方法治先进国家的弹劾制度与中国古代监督制度的对比，可以发现：尽管传统监督制度中有类似于弹劾的职能，但是无论是制度起源，还是权力运作过程、权力来源与实际效果，两者均有根本性的差异。[17] 十三起正式的弹劾案中，被判有罪的仅七起，且这七人均为法官。
而弹劾制度在总统制或半总统制国家相对重要，适用范围也较广泛，如美国、法国、韩国等，弹劾对象包括总统在内的所有行政官员、法官和其他公务人员。就约束权力而言，权力分立和传统监督思想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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